日削月割，以趋于亡。日、月：每天 、每月。名作状。 　　以地事秦：事，侍奉。名词作动词。 　　惜其用武而不终也。终，坚持到底。形容词作动词 　　不能独完:完好保全;形容词作动词. 　　至于颠覆，理固宜然。理：名作状，按理来说。 　　始速祸焉。速：形容词作动词，招致。 六、通假字 　　1.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 通餍 满足 　　2.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通倘 如果 　　3.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通毋 不要 　　4.暴霜露 通曝 冒着 　　 写作特点 1.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为了独占天下，各国之间不断进行战争。最后六国被秦国逐个击破而灭亡了。六国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是秦国经过商秧变法的彻底改革，确立了先进的生产关系，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军事实力超过了六国。同时，秦灭六国，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走向统一的大势，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本文属于史论，但并不是进行史学的分析，也不是就历史谈历史，而是借史立论，以古鉴今，选择一个角度，抓住一个问题，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确立自己的论点，进行深入论证，以阐明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主张。因此我们分析这篇文章，不是看它是否准确、全面地评价了历史事实，而应着眼于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依据史实，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立论，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表明了作者明达而深湛的政治见解。文末巧妙地联系北宋现实，点出全文的主旨，语意深切，发人深省。 2.论点鲜明，论证严密 　　本文为论说文，其结构完美地体现了论证的一般方法和规则，堪称古代论说文的典范。文章开篇即提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论点；然后以史实为据，分别就“赂秦”与“未尝赂秦”两类国家从正面加以论证；又以假设进一步申说，如果不赂秦则六国不至于灭亡，从反面加以论证；从而得出“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论断；最后借古论今，讽谏北宋统治者切勿“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文章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证，既深入又充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全文纲目分明，脉胳清晰，结构严整。不仅句与句、段与段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而且首尾照应，古今相映。文中运用例证、引证、假设，特别是对比的论证方法。如“赂者”与“不赂者”对比；秦与诸侯双方土地得失对比，既以秦受赂所得与战胜所得对比，又以诸侯行赂所亡与战败所亡对比；赂秦之频与“一夕安寝”对比；以六国与北宋对比。通过对比增强了“弊在赂秦”这一论点的鲜明性、深刻性。 3.语言生动，气势充沛 　　在语言方面，本文除了具有一般论说文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的特点之外，还有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在论证中穿插“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的描述，引古人之言来形象地说明道理，用“食之不得下咽”形容“秦人”的惶恐不安，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的感情。不仅有“呜呼”“悲夫”等感情强烈的嗟叹，就是在夹叙夹议的文字中，也流溢着作者的情感，如对以地事秦的憎恶，对“义不赂秦”的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痛惜、激愤，都溢于言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使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再加上对偶、对比、比喻、引用、设问等修辞方式的运用，使文章“博辨以昭”(欧阳修语)，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 评价 　　苏询的《六国论》，不属于写的自由潇洒或错综起边的类型，而是在行文结构方面带有规范性的作品，体现了议论文论证严谨的特点。因为头绪清楚，变化较少，通过提要钩玄，逐段逐层梳理归纳，很容易搞清楚文章脉络和主要思想内容。 　　在文章结构上便于学习。 　　但另一方面，苏洵的《六国论》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赂秦”，尽管文章在论证上、语气上给人势如破竹的感觉，但今天看来显然失之偏颇。因为从本质上讲，六国灭亡是由于不思改革进取，不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从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被历史所淘汰。当然也有战略、策略(包括“赂秦”)等方面的种种具体原 因。单从某种视角看到了某些事实，便以为抓住了事物的全部，这是人类很容易陷入的误区。（节选自《应用写作》2006年第5期《事实论证——雄辩与僭越》） 简介 　　苏洵(公元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