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们描述道，虽然非洲人在自己本部族范围内有关于财产的严格章程，但是不管什么样 的祖鲁人的军队，都可以偷偷地潜入远方村庄，杀死男人、妇女和儿童，留下被抢掠一 空的环形村庄在地平线上冒起熊熊烈焰；而他们则高高兴兴地带着掠夺来的财物回到家 中。古代尚武好战民族的法律，很好地表现在古代日耳曼人凯撒（Caesar）的名言中： “每一团体范围内的抢掠行为，都不要认为是可耻的事情，而要作为一种操练青年和减 少惰性的手段来称颂。”即使在新的文明时代，宣战可能仍然要使社会回到抢夺和掠获 财物的早期阶段上去。但是在和平时期，财产的安全性也像生命一样越来越稳固可靠了。 由于引渡的公约，罪犯们失去了从前那种逃往国外的可能性，而现在将落入他们罪行所 在的那个国家的法官之手；引渡公约表明了现代把各个民族结合为承认其所有成员的相 互权利和义务的一个社会倾向。 　　迄今为止，我们把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主要看作是人本身的道德感和舆论的 道德感的结果。但是，在任何时候，都承认那些检查人的行为的较为有力的手段是必要 的。在现代，遵守用罚款、监禁、鞭打甚至处死来惩罚罪犯的刑法的义务，被认为是普 通的文明义务之一。但是这种制度也是逐渐产生的，并且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它是如何由 原始事态发展起来的明显痕迹。在原始事态时，没有任何职业法官，任何刽子手，但是 用自己的双手来进行审判和制裁，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审判和制裁的原则，就 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复仇。当野蛮生活中在疯狂的欲念影响下杀了人的时候，这种复仇权 也就付诸行动。行使这种作为一种伟大社会力量的权利，可以在澳大利亚人中间很好地 看到。正如乔治·格雷（Georye Grey）先生在他关于这件事的叙述中所说的，为最近的 亲属之死而复仇，是最神圣的义务，土著被号召去完成这个义务。如果他忘记了这个义 务而没有完成，那么任何一位老太婆都将会嘲笑他；如果他没有结婚，那么甚至连一个 姑娘都不会同他讲话；如果他有妻子，那么她将抛弃他；他的母亲将悲叹、哭泣，因为 她生了这样的败类儿子；他的父亲将以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而他也就成了共同蔑视的 对象。但是，如果杀人者消失不见了，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在这类蒙昧地区和居民很 少的地区，是很容易发生的。土著的习俗就接受了古代的学说，罪犯的整个家族都负有 责任；所以当杀人的事成为众所周知的时候，特别是当真正的罪犯消失不见的时候，罪 犯的亲属就要以逃跑来自救。甚至七周岁的儿童都知道，他们是否跟杀人者有亲戚关系， 假如有，就要赶快躲藏起来。在这里我们得出了两个原则，任何一位研究者如果他是从 最早阶段按迹探求法律学的历史的话，他实在应该把这两个原则清楚地记住。他将在近 亲复仇的原始法律中看到，社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利用了把人跟低等动物区分开的近亲 复仇的天性；同时由于认为整个家族对它的每一成员的行动都负有责任，社会就利用家